的尊严。他成立了一个万维网协会，像老母鸡一样勤勉地维护万维网的自由和开放。-
专访“互联网之父”文登·瑟夫
3月2日，文登·瑟夫博士以“Google首席布道师”的身份来到中国，参加Google在北京举行的“互联网+世纪论坛”，记者在Google大楼采访了他。
三联生活周刊:作为“互联网之父”，您怎么看待您的儿子？
文登·瑟夫:它还是个年轻人。虽然我们1973年就已经开发出TCP/IP协议，但直到1983年，它才突破学术界的限制，到1989年才真正开始商业化应用。从1989年算起的话，它才18岁而已。大众真正看到互联网是1994年Netscape的发明，这样算来，面向大众的互联网才13岁。想象一下，这是多么少的时间。大众和政府都还在试图理解这种新技术，Google、eBay、Amazon还在探索到底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可行。这个系统的一切都还有待成熟。我相信互联网上已经发明出来的应用还不到1%，99%的应用都在未来。
三联生活周刊:您曾经说过，互联网有很多个爸爸？
文登·瑟夫:是的，太多人为互联网的诞生做出了贡献，不可计数。公平地讲，在互联网的底层架构上，我和罗伯特·卡恩有了最基础的想法，写了最初的设计，发表了第一篇论文，那是1974年的事了。在互联网之前，我们为Aparnet(美国国防部的网络，互联网的前身)工作，我们关于互联网的很多设计思路都来自Aparnet的经验。当时卡恩负责Aparnet最基础的架构，而我做的是计算机之间更高层的协议。在我们发表了第一篇关于TCP协议的论文后，我在斯坦福大学召集了很多研究生一起具体开发这个项目，他们分别来自印度、日本，英国，挪威、法国……所以，互联网从早期设计开始，就是国际化的合作。当时，我们的开发小组是一个非常开放的，任何人都可以加入，不需要交会员费，也没有人决定你是否合格，你只要出现就可以了。我想，互联网在诞生之初的这种开放性对于它日后的进化影响深远。
三联生活周刊:你们这些“父亲”们经常见面吗？你们会谈论些什么？你们对互联网最大的担忧是什么？
文登·瑟夫:当然，我们经常见面。我们担心最多的是，互联网很脆弱，容易受到攻击。很多人在滥用互联网做坏事，垃圾邮件、病毒、欺诈、骚扰……据我所知，接入互联网的10亿台计算机中，大概有15%都感染了僵尸网络。笔记本更容易受感染，尤其是连接宽带的。当然，这些之所以会发生，是因为互联网本身的开放性，但互联网的强大之处也在于它的开放性。这很矛盾，但我个人来自这样一种环境——强调自由和开放的价值，所以，我们甚至能忍受很多我们并不同意的事情，为了让每个人能够自由公开地发表言论。并不是每个社会都有这样的视角。我相信，互联网是有史以来最民主的工具，它允许的群体交互在其他媒体中是不可想象的。电话是点对点的，报纸电视广播是单向的，只有互联网允许群体之间一对一的交互，这是为什么《第二人生》、《魔兽世界》这样的角色扮演游戏如此有趣。人们因为共同的兴趣发现彼此，相互交往。虽然我们身处一个全球化的社会，但对这样的现象还只有很少的经验，最好的老师反而是更年轻的孩子。十二三四岁的孩子，以一种我们从未想过的方式来使用互联网，而不是我这样的老人。我觉得能从年轻人那里学到更多互联网的东西，因为他们喜欢尝试新东西，YouTube就是他们发明的。如果你问我互联网的未来怎么写？我会建议大家召集一屋子十几岁的孩子，问问他们在想些什么，什么是他们在网上想做但还没能做到的。
三联生活周刊:在互联网30多年来开发的各种应用中，最让您惊奇的有哪些？
文登·瑟夫:首先当然是Web的出现。30多年前，我们在开发TCP/IP协议的时候，对这种技术的潜力虽然很自信，但限于学术和军事领域。我们完全没想到它会在大众层面得到这样惊人的发展。尤其是这几年，我们已经看到网上成千上万普通用户自发形成的“内容的雪崩”。另外让我惊奇的是P2P的出现，互联网原本是为“机器对机器的交流”设计的(而不是由一个中央信息源发布信息)，P2P的出现完全契合了互联网最初的哲学。不过，我相信今后最令我吃惊的，会是互联网在移动环境中的应用。
三联生活周刊:当年的互联网之父们现在各自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？
文登·瑟夫:蒂姆对语义Web(Semantic Web)很兴奋。当然，我也很感兴趣。如果真能在互联网的数据中加入语义信息，我们的搜索会比现在好很多。现在Web上的文本是语义模糊的，你在网上搜索“美洲豹”，可能搜出“汽车”的信息，也可能搜出一堆猫科动物的资料。但是，要对整个Web上的文本做语义标签，这个工程量太庞大了。我最关心的，仍然是建立更多的网络。这些年，我游历了很多国家，与很多政府官员交谈，让他们明白，建立更多的互联网到底意味着什么机会，什么样的政策能帮助互联网对当地经济做出最大的贡献。
